□实习记者 裴囡囡 “玻璃上的苍蝇”，这是王书楼的同学对他的戏称：看似前途光明，其实没有出路。
1994年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，王书楼就到沁水县嘉峰镇搞司法工作。转眼24年过去了，他依然是一名普通科员，而他那些在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工作的同学，已经成了县处级干部。
“职业不同，没有谁优谁劣”。对于老同学的戏言，王书楼回答：“与按部就班按照司法程序办案相比，我更愿意用调解来解决问题。”
在王书楼看来，司法程序不仅时间跨度长，而且案结了情难解。但调解刚好相反，与冷冰冰的文字判书不同，调解过后，父亲还是父亲，儿子还是儿子，亲情的存续更加稳定持久，社会效果更好。
因为是法律专业出身，又热心调解工作，王书楼得到了嘉峰老百姓的认可。如今，有矛盾找调解员，成了嘉峰老百姓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案。
出了事儿，我承担
去年7月15日，沁水县胡底乡李庄村何某元在装卸公司工作期间，因热射病被送至市人民医院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虽然装卸公司曾为何某元投有工伤保险，但因为热射病非常少见，死者家属认为何某元被认定为工亡的可能性很小。因为害怕得不到赔偿，家属拒绝将何某元从医院接回家中安葬。他们找到王书楼，想通过调解解决问题。
多方调查了解后，王书楼找到何某元的妻子张某、父亲何某忠和装卸公司老板李某强，开起了“圆桌会议”。
王书楼对张某、何某忠说：“以我二十多年的法律工作经验看，这次事故判为工亡八九不离十。医院停尸费可不低，一天200元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保险公司的工亡认定时间大概需要六个月，算算就得3.6万。况且死者为大，入土为安，咱们还是先把死者好好安葬了吧。”他苦口婆心做好了家属的思想工作，王书楼又与李某强进行沟通。经过调解，双方同意先办丧事，由李某强承担支出。
这笔费用谁掌管，理赔费用又怎么分配，这是三人都不愿意妥协的关键。
“现在没有对公账户，你们要是都信任我，就先打到我的账户上，出了事儿，我承担。”为了不让调解进入死胡同，王书楼主动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，并拍胸脯，立协议，承担起钱财管理责任。
最终，李某强垫付了医院的治疗费用3.5万元，支付了2万元作为死者丧葬处理费，并预存20万赔偿金至王书楼账户中，工伤保险部门理赔后，由王书楼退还李某强，若工亡不能认定，则由王书楼直接支付给死者家属。
该出手时就出手
王书楼认为，软硬执法必须兼顾，解决有些纠纷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
2012年，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妇女，跪到王书楼办公室门口说：“我丈夫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施工队送到医院就不管了，您一定要帮帮我们！”
简单了解情况后，王书楼当即与这名妇女来到医院，一进病房，就看到伤者大腿摔伤部位肿得很高，他痛苦地呻吟着。王书楼找到医生询问详情。医生告诉他，施工队给医院交了5000元后，就失踪了。因每日医疗费用太高，伤者又交不起钱，医院已经停止治疗。
“这个施工队不把人命当回事儿，太不负责任了！”王书楼大怒，他自掏腰包，给医院交了5000元治疗费。从医院出来，他就赶往当地政府，“不负责任就不能动工”，王书楼脑海中只有这一个念头。
当地政府明确表态：倒逼包工头解决问题，工伤问题一日不解决，就不允许施工。果然，这种自上而下的处理方式效果立竿见影。包工头主动露了面，他找到王书楼，主动商量如何解决。最后，施工队不仅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，还赔付伤者5万余元。
既当媒婆，又当中介
基层调解涉及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矛盾各不相同，在日常工作中，王书楼经常要身兼数职。
2011年，窦庄村的张某找到王书楼，让他帮忙找回自己的媳妇。此前，因为家庭矛盾他和媳妇发生了肢体冲突，媳妇一气之下跑回了娘家。
王书楼听后，当即对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：“男人打女人，是原则问题，和自己老婆计较，是没本事的表现。”随后，王书楼到郭某家说合，但张某媳妇就是不回家，她告诉王书楼：“事情不是这次动手这么简单。他一天到晚喝酒，也不出去找点事儿干，这日子咋过？”
听话听声，锣鼓听音。原来，是妻子看着丈夫“不上进”，想借这件事逼他出门挣钱。
找到问题症结后，王书楼意识到，与其左右说好话，不如解决就业问题。这时，王书楼了解到，县政府正在扶持蘑菇种植，于是他找到张某，把政府政策与他媳妇的想法说给他听，又帮他打听种蘑菇的方法、销路，让张某先有活干。
如今，张某和他媳妇都成了蘑菇养殖户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法律不是“万金油”
24年，王书楼见证了基层法治前行的进步，从原来的“以暴制暴”，到现在群众主动寻求司法程序解决问题，法治已经深入人心。“即便如此，但法律也不是万金油，特别是对于基层问题来说，要因地制宜，因事施策。”王书楼告诉记者。
2009年，潘庄村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儿，中石油公司要占用潘庄村的耕地建气井，每亩地每年支付1400元补偿款。这对于当地群众来说，可是天上掉馅饼的事。但这馅饼也给王书楼砸出了麻烦。
补偿款领取第一天，王甲与王丙去村里领钱，他俩领取的却是同一块土地的补偿费。两人都认为补偿款该归自己，村干部也束手无策，只好找到王书楼。
就在王书楼进行调查过程中，又有两人自称是这块土地的“主人”。同一块土地，四个人抢，补偿款到底归谁？
经过多次走访，王书楼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1995年，二轮土地延包政策实施时，王甲拿到了土地证。1997年，王甲将这块地交给王乙代耕，而王乙则认为是土地互换。2001年，王乙又交给王丙耕种。2005年，王丙又将耕地让给了王丁耕种。
土地变动是“互换”还是“代耕”，是解决这次纠纷的关键。如果按照法律条文规定，谁有土地证，土地就归谁，王甲理应是土地的不二之主。但王书楼知道，如果单单依据法律进行调解，村民们绝不会信服，不说出个心服口服的道理来，这事儿永远了结不了，况且执意按照法律条文强制执行，很容易激发二次恶性事件。
王书楼想，四个人可以发生土地变动行为，说明私下关系不错。基于此，王书楼将四人召集到一起，心平气和地商讨起解决办法来。
在王书楼的调解下，四人达成协议：第一年的青苗补偿费归现在的耕种者王丁所有，此后四人轮流领取。因为王甲拥有土地证，所以每隔四年王甲再领取一次。为了让商议结果更加公平公正，王书楼根据法律专业知识及调解经验，将土地再次确权的情况也考虑进去，并声明若再次确权前，还没有轮完一个轮回，王甲就必须拿出已得占地补偿款，平分给其他三人。果然，2018年土地再次确权，虽然土地被划归王甲所有，但其他三人对于这次的分配均没有任何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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